过去一年，美国关税政策最尴尬的地方，不是它“太强硬”，而是它既没有实现政治口号中的再工业化，也没有换来更健康的贸易结构，反而把自己一步步推入了价格、产业、财政与法理的多重困局。2025年2月以来，特朗普政府以紧急状态法为基础不断加码关税，4月又推出几乎覆盖全球的“对等关税”框架，逻辑很直接：压低进口、迫使制造业回流、顺手增加财政收入。可一年后回头看，这套组合拳打中的，首先是美国自己。
最能说明问题的，不是白宫的表态，而是美国自己的贸易数据。2025年，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仅小幅收窄至9015亿美元，但商品贸易逆差却扩大2.1%，达到创纪录的1.24万亿美元。对华商品逆差确实从2024年的2955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2021亿美元，可与此同时，对墨西哥、越南、台湾、泰国、印度和爱尔兰的商品逆差却纷纷创下新高。所谓“降逆差”，更像是“换来源”，不是“减依赖”。
这正是关税政策最核心的误判。华盛顿以为加税能够重建供应链，现实却是企业先做的不是回美国，而是绕开被重点打击的原产地，把订单转去成本更接近、关税更可控的第三国。结果是，中国份额下降了，但美国并没有因此建立起完整的新工业体系，反而把原本清晰的全球分工，改造成了更昂贵、更分散、也更脆弱的采购网络。
如果说贸易数据揭示的是结构性落空，那么就业数据说明的就是产业承诺并未兑现。美国供应管理协会4月发布的数据表明，制造业就业依旧低迷，自2025年1月以来已减少10万个岗位。也就是说，关税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迅速带来工厂回流与蓝领复兴。企业面对的真实处境是：原材料更贵、零部件更慢、订单更不确定，于是扩产变成观望，招聘变成收缩。
更麻烦的是，关税终究不是由“外国人买单”。美联储今年3月的研究显示，2025年关税对零售价格的冲击是逐步释放的，而不是一次性跳升；到2025年12月，来自中国的相关进口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涨幅达到8.5%，且2025年4月至12月间，至少30%的关税成本已经向美国消费者转嫁。换句话说，关税表面上是对外征税，实质上却不断侵蚀本国居民购买力。
白宫一直把“关税能赚钱”当作政策辩护的重要理由，这确实不是空话，但问题在于，这笔钱的性质远没有宣传得那么光鲜。2025年4月，美国净关税收入达到160亿美元，同比多出90亿美元，折合每天约5亿美元；到2025财年前九个月，海关税收净额已达1080亿美元，刷新纪录。但这并不是“外国向美国财政输血”，而是美国进口商先垫付，再由企业和消费者分担。所谓财政收益，本质上是国内税负的隐性重分配。
于是，政策很快陷入第二层困境：它既伤消费，又伤企业现金流。大量美国进口商在过去一年里为53 million笔货物缴纳了相关关税，覆盖企业超过33万家。很多企业并不是不能活，而是被迫在更高库存成本、更慢通关节奏和更复杂的合规要求之间苦撑。关税若真能显著提升美国工业利润率，这种代价或许还能被视为过渡；但在制造业岗位没有明显增加、逆差没有实质收敛的情况下，它更像是一场高成本的政策实验。
真正把这项政策推入“困局”状态的，则是法理基础的崩塌。2026年2月20日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，特朗普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实施的大范围关税缺乏合法授权。这一裁决直接击中了其最重要的关税工具，也让此前已征收的超过1750亿美元收入面临退款压力。原本被当作强力筹码的政策，转眼变成财政与司法上的巨大包袱。
裁决之后，问题没有结束，反而进入更棘手的第三层：退款、追索和行政执行。美国海关正在搭建退款系统，路透披露，已有超过2.6万家进口商登记索赔，涉及约1660亿美元退款；法院文件还显示，部分退款流程可能拖上数年。也就是说，政府此前通过关税获得的现金流，不仅合法性不足，还可能在未来变成大规模返还义务，附带利息与诉讼成本。政策从“创收工具”变成“或有负债”。
这就是美国关税政策实施一年后的真实图景：它确实改变了贸易流向，却没有重塑产业竞争力；它确实抬高了税收，却没有真正增加国家财富；它确实展示了政治姿态，却没能兑现经济承诺。所谓强硬，最终变成了成本转嫁；所谓保护，最后演化为体系内耗。美国今天面对的，不是关税力度不够，而是关税本身无法替代产业政策、基础设施、劳动力训练与企业投资信心。
从更长的周期看，关税当然仍会被美国继续使用，因为它简单、直观、便于动员选民情绪，也容易被包装成“维护国家利益”的象征动作。但一年实践已经证明，关税可以制造压力，却很难创造生产率；可以扰动贸易地图，却很难单独重建工业版图。当一种政策越用越重、结果却越来越偏离初衷，它就不再是解决方案，而开始成为问题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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